分配在市里。八十年代中期的大学生还是比较紧俏的。邓一群也想进机关。县里面有农业机械局，邓一群想如果进不了县政府或县委机关，进政府直属的机械局也很好，但会上那个姓朱的胖局长却和蔼地对他说，下面有个机械厂缺少他这样的人才（一机厂或二机厂随他挑选），而他这样的年轻人应该先到下面去锻炼，将来肯定是能大有作为的。那话里虚假的温度让他感到特别的心寒。他知道，事情的实质并不取决于他是一个什么“人才”，而是他没有任何后台和背景。

    他家里的人对他的分配并不抱奢望。家里人正为他能分回县里工作而感到高兴呢。乡亲们看他的眼神都是很羡慕的。在那个村里几十年才出了他这么一位大学生。邓家祖辈都是农民，现在却终于有了他这么一位吃国家商品粮的，怎么能不让家里人感到骄傲呢。邓一群感到自己和家人的隔膜，他们不会理解的。他的烦恼他们永远也不能理解，因为他们是农民，没有接受过好的文化教育。“人生识字糊涂始”，而他们是没有这种糊涂的感叹的。这就是一种他们之间的差别和距离，他想。

    回到村里的那个晚上，一家人围坐在哥哥家的那张圆桌上，面对着一盏油灯，大家都有点兴奋地讨论邓一群回来的问题（除了他本人）。他们企盼他回来，因为他是全家人的一张王牌。他就是家里人的一张光荣而巨大的脸面。他是全家人精神上的强大支柱。

    尽管作为一个青年学生的邓一群当时的见识和阅历是有限的，但是他仍然强烈地感受到故乡（四年的大学生活，他已经从心里把这里称作故乡，而不是家乡）与外面世界的巨大反差。这里差不多是苏北大平原上最贫困的地方，偏僻、落后，几十年面貌不变。这里的老百姓，混沌愚昧，不知天高地厚，有时相当自卑，有时又妄自尊大。年轻的邓一群不想再回到这个地方来，如果能分配到县政府机关，他当然非常高兴，但分配到一个小小的企业，他在情感上却是不能接受的。既然别人能分到机关，为什么他不能够呢？虽然他没有后台，但他认为自己在本质上同别的同学是一样的，他不能不比较。

    村子里静得很，连一声狗叫也听不到。一轮月亮静静地、清冷地挂在屋外的天空上。屋里则是另一种气氛，热烈而温暖。他毕业回来，家里人的腰杆子就自觉硬了一些。

    “我中午看到了村长，喝了酒，脸红红的，就像一张熏烧猪屁股。过去他架子大得像天哩，可这回不知触着什么筋了，冲我点头一笑-->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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