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大一。事实上,邓一群直到后来才知道,他父亲的死并不完全是因为累,还因为丈量土地面积时和生产队长发生了争执,并且打了起来。那个生产队长短了他家二分地。二分地能打多少粮食啊,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。然而事情的结果却是派出所关了他父亲两天,回来后他父亲就病倒了,而这一次一倒就再也没有起来。
会议结束的那个晚上,很多同学都回家去了,但也有一些留下来的,留下来的同学中,差不多都是因为家在乡下。邓一群没有走(他家离县城太远了)。他们都住在县政府对面的河岸边一家旅馆里。那家旅馆叫“红旗旅馆”。
县城的傍晚,非常宁静。西天一片通红的火烧云,把不大的县城所有的建筑都镀上了一层浅浅的金黄。邓一群对“红旗旅馆”是熟悉的,它就坐落在县城中心位置的红旗桥左侧。
红旗旅馆还是几年前的那种老样子,二楼三楼是旅馆,楼下却是浴室。当年邓一群从乡里中学赶到县里参加高考,也是住在这家旅馆里。客房很小,而每间房里都有三四张铺,几只破旧的脚盆和一只水桶,唯一的木桌上有一台上海产的黑白电视机,天线断了,用一根粗铁丝代替,根本看不清节目,只看到一片纷乱的黑白雪花,听到一片很响的杂音。公共浴室、公共卫生间(他心里把它叫“厕所”)。邓一群记得他当年住的是3o5房,2号床。后来同住的另三个考生里只有他考上了学校。
事情就是这样地巧,这次他住的仍然是3o5房。三楼住的人很少,大部分都被先安排进了二楼。开票的那个妇女比过去老了一些。邓一群记得她好像姓张。当年他高考住在这里的时候,她很不客气。高考结束时,邓一群不慎把房间的一只脸盆打破了——本来那只脸盆就已经坏了。她就非要他赔三块钱。而当时他身上只剩下回家的一块钱车钱了。他心里颤颤的,一直叫她阿姨,可她一点也不为所动,脸若冰霜。邓一群的眼泪就掉了下来。他身上实在拿不出钱来。父亲躺在家里连吃药的钱都没有。他临来考试的时候,班主任给了他五块钱。他在心里跪着给赵老师磕了一个头,心里说:“赵老师,我永远也忘不掉你,你是我的恩人。如果我将来考上大学,一定好好报答你。”(多年以后,邓一群当然不复记起。)后来,楼层的服务员来了。楼层服务员是个年轻姑娘,看她那样子,年龄与邓一群相仿,但她的举止作派已经显得很成人了。她看出了他的窘迫,就说:“那你留下你的准考证号码,什么学校,过些天再还来。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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