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校园里的毕业生差不多都走光了，而他的焦虑也日甚一日。夜里他躺在床上，头脑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想法：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求他，留在这里。如果需要他付出什么，他一定不惜一切，甚至是尊严。他一个穷学生，又有什么尊严好讲呢？他发现，每次去，他那种穷巴巴的学生模样，已经越来越引起了虞秘书长老伴的同情。虞老的老伴看上去很年轻，也很有风度，看得出她过去很漂亮。邓一群后来听他家的那个叫葛素芹的外地小保姆说，这个老伴是虞老后娶的。虞老的老伴三年前已经去世了，现在这个过去是省京剧团的青衣。虞老的儿女们都参加工作了，而且还大多在外地。后来的这个老伴也姓邓。邓一群就叫她阿姨。

    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，班主任找到他，很严肃地问他怎么办，要求他必须在下个星期立即回到县里去，否则他将来有可能连一个接收的单位也没有，落个一切皆空。那一刻邓一群真是绝望极了，他像掉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，上天，高不可测，而四周却是漆黑一片。抱着最后一线希望，他再次来到虞秘书长家里。在这位前政府秘书长家里，他想起自己的家境，想起自己的爱情，想到自己这些日子来的奔波，内心一难受，忽然就忍不住流出泪来，他说求虞秘书长帮忙，到一个新单位后，他一定会努力工作，好好表现。当时那个样子一定可怜极了。多少年后，邓一群已经再也没有勇气去回想那一幕了，或者说他已经深以为耻了。但那一刻，他顾不得了，所谓“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”。他知道，他只有充分地表现出自己的可怜和无助，才有望得到虞秘书长的帮助。那泪流得特别地真诚。他是在为自己的前途流泪。家里那样地穷，供他读完了四年的大学，他决不能回到县里的一个什么工厂去。当时的场面多少有点动人。老虞叹了口气，他感觉到自己的这个小老乡，已经成了他生活里的一种负担。他内心越来越感到不悦：许多学生都可以回去，为什么他就不能回去？不公的现象肯定是有的，但他后来可以努力嘛！年轻人，还能一点委屈都不受。

    望着他那位老同乡前政府秘书长那张严肃的老脸，邓一群感到身上直冒冷汗。屋里静极了。他感到自己的命运，就掌握在这个老人的手里。看起来是这样的可笑。作为一个小人物，是需要怎样地依赖别人。邓一群在那一刻有特别深刻的体会。在那一刻，他真想立刻跪在这位大领导面前（事实上，他在心里早已经跪下了），求他帮他一把——决定性的一把。

    所有的自尊，所有的体面，都不复-->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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