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当年一剑之赐，今日丁某终于有了报偿之机……”注：（戴）大宾莆田人，少有文名，甫二十登第。

    初聘高氏，末娶，（刘）瑾欲纳为侄婿，于是仆从鞍马衣服之类，极其侈靡。

    大宾偃然自居，意气扬扬，复纵酒不检。

    瑾薄之，常笑曰：“我不可做牛丞相。

    ”（明陈弘谟《继世纪闻》）正德戊辰秋，探花莆田戴大宾寅仲，原聘高氏，太监刘瑾强以兄女字之。

    《齿录》刊：聘高氏、刘氏。

    （明末谈迁《枣林杂俎》）不管刘瑾是不是强纳戴大宾为婿，这哥们敢在同年《齿录》上写俩老婆，也是够彪悍的，也不知道他是自觉运气好，还是认为刘瑾脾气好。

    顺带说一下明代的同年录，和《进士登科录》不同，后者是由礼部刊刻，进呈御览，公布天下，相对内容也简化得多，而同年录这是由私人刊刻，通常是同榜中的某人发起，大家凑钱刊刻的，按照年龄大小排列该科进士名单，称为‘齿录’，或者兼顾籍贯和年龄，称作‘方齿录’或‘同年便览录’，里面内容也记载得更加详细，从主考名衔、房考、门生名单、诸省分区名单、进士家状，按年龄大小依次排列，且每隔几年就重新刊刻，将同榜进士的任官履历也加进去，又成了《履历便览》，其根本类似后世的同学录，实际上即便在清末废除科举制度后，同年录的名字仍旧被继续沿用，比如《第一届高等考试同年录》、《高等文官考试同年录》、《人事行政人员同年录》等等。

    论及溯源，作为私录的“齿录”，早在汉代就已发端，但真正科举意义上的同年录则产生于科举制度确立后的唐代，并为后代所沿袭，不过宋代同年小录与明代以后出现的同年录、序齿录等还有所不同，宋代是按甲第名次排列，实际上就是进士登科录，当时的登科录与同年录合而为一，而明代初期崇尚简约且有党社之禁，新科进士也没有同年私会，更谈不上编刊同年录，流传后世的同年录该是出现在明代中期，按弘治末吴宽《弘治壬戌进士同年会录序》载‘凡为会必书其人大略与所授官，刻之为《小录》，亦近例也’来看，十有八九明代的进士同年录产生于小皇帝爸爸在位的时候，不过随着时间流逝，原本作为‘通家修好’的师生通讯录，渐渐沦为了结党营私的工具，座主师生及同年之间相互援引提携，倚势为群，树党为朋，终于玩出了《东林登科录》，从某方面来说-->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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